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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誹謗入罪標准的細化科學公道

發布時間:2018年11月28日

隨著現代信息網絡的快速發展,網絡犯罪問題日益突出。其中,在信息網絡上假造事實惡意損害他人名譽的網絡誹謗行爲更是十分猖獗,嚴重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社會生活。加強對網絡誹謗犯罪的治理勢在必行。關于網絡誹謗行爲入罪標准的規定,緊密結合當前網絡誹謗犯罪过爲的特點,從行爲方式、入罪門檻和告訴才處理轉公訴的範圍等方面對誹謗行爲入罪的標准作了科學化、公道化的規定,有利于提升刑法治理網絡誹謗犯罪的法律效果。

網絡誹謗入罪標准的細化科學公道

誹謗犯罪过爲方式的適當擴大


  根據刑法第246條第1款的規定,誹謗罪的成立要求行爲人客觀上實施“假造事實誹謗他人”的行爲。一般而言,“假造事實”並“散布假造的事實”是誹謗罪的基本行爲方式。不過,隨著信息網絡的發展,誹謗罪的行爲方式也在異化。比方,對他人信息進行編纂並在網絡上散布、在網絡上發布道聽途說的不實信息等就已成爲誹謗犯罪过爲的新方式。針對誹謗犯罪在行爲方式上出現的新情況,《解釋》第1條在規定“假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大概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這一典型誹謗行爲方式的基礎上,專門從兩個方面適當擴大了誹謗罪的行爲方式:


  (1)適當擴大了“假造”的方式。從內涵上,假造是指無中生有、憑空制造虛假事實。不過,除了制造虛假事實,通過網絡篡改信息以損害他人名譽的行爲也日益泛濫,給許多人的名譽造成了很大危害。鑒此,《解釋》對“假造”的方式作了適當的擴大,規定“將信息網絡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內容篡改爲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的篡改行爲也屬于“假造”。從內容上看,對他人關鍵信息的篡改行爲是假造的一種新形式,符合假造“無中生有、憑空制造”的要求。《解釋》將“篡改”他人信息的行爲納入“假造”的範圍,符合我國治理網絡犯罪的現實需要。


  (2)突出了“散布”行爲的構成要件作用。客觀地看,與假造行爲相比,散布虛假事實雖然是在假造行爲之基礎上實施,但卻是擴大假造事實影響的關鍵要素,因而對他人名譽的危害更大、更直接。當前,在網絡環境下,一些人明知系他人假造的虛假事實,但仍將其放在網絡上,利用網絡快捷的特點進行散布。從行爲方式看,這些人雖然沒有直接實施假造虛假事實的行爲,但其在網絡上散布虛假事實的行爲卻是他人名譽受損的主因。鑒此,《解釋》第1條第2款明確規定:“明知是假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情節惡劣的,以‘假造事實誹謗他人’論。”這意味著只要有“散布”虛假事實的行爲並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便可成立誹謗罪,顯著地突出了“散布”行爲在誹謗罪中的構成要件地位,是我國最高司法機關根據網絡犯罪的特點對誹謗罪过爲方式所作的公道的擴大解釋,對于當前我國治理網絡誹謗犯罪过爲具有主要的現實意義。

網絡誹謗入罪標准的細化科學公道

誹謗行爲入罪門檻的公道限制


  根據刑法第264條第1款的規定,誹謗行爲要構成誹謗罪必須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這裏的“情節嚴重”一般是指誹謗行爲的手段十分惡劣、造成的後果嚴重大概産生的社會影響惡劣等。利用信息網絡誹謗是傳統的口頭誹謗大概利用出版物、宣傳品誹謗之外的一種新型誹謗手段,其行爲的後果和影響較難確定,給司法實踐中誹謗罪的適用造成了一定困難。鑒此,《解釋》從行爲的影響、後果和危險程度三方面對網絡誹謗行爲的入罪標准作了細化和限定,規定了網絡誹謗行爲入罪的三種具體標准,即“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大概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的”、“造成被害人大概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後果的”大概“二年內曾因誹謗受過行政處罰,又誹謗他人的”。其中,最受關注的當是關于網絡誹謗信息被點擊、浏覽、轉發次數的規定。有觀點認爲,《解釋》規定的這一標准過低。但筆者認爲,綜合各方面情況看,《解釋》對網絡誹謗信息被點擊、浏覽、轉發次數的規定基本公道。這是因爲:


  (1)該規定有較充分的實踐基礎。據悉,《解釋》是“兩高”有關部門在一年多的深入調研和論證的基礎上形成的,全面收集了各種情況,對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系統梳理,廣泛征求了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具有較充分的實踐依據。而從受衆面上看,通常情況下,被點擊、浏覽5000次以上大概被轉發500次以上,該信息的接觸人群一般都在數千人以上,這還不包括接觸該信息人員的口頭傳播。客觀地說,這種範圍的影響並不算小。


  (2)誹謗罪的處刑較輕,其入罪門檻不宜過高。根據我國刑法典的規定,誹謗罪的法定刑只有一檔,處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大概剝奪政治權利”,其法定最低刑只是剝奪政治權利。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过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從處刑的角度看,考慮到我國刑法中的誹謗罪是輕罪,其法定最低刑較低,因而對其入罪門檻不宜規定得過高,否則將導致罪責刑之間不相適應。


  (3)一般情況下的誹謗罪屬于告訴才處理,達到入罪標准的誹謗行爲並不必然會受到追究。根據刑法第246條第2款的規定,一般情況下的誹謗罪屬于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只有被害人告訴的,司法才會處理。如果被害人覺得名譽受損害的程度不大大概基于其他考慮不告訴的,即便網絡誹謗行爲的嚴重程度已經達到了《解釋》規定的定罪標准,也不會受到刑法的追究。因此,網絡誹謗行爲入罪門檻的高低並不會直接導致受到追訴的網絡誹謗行爲大量增加。


誹謗罪由自訴轉公訴的範圍限定


  根据刑法第246条第2款的规定,一般情况下,诽谤犯罪属于告诉才处理,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长处的,对其则可由告诉才处理这一自诉范围转为公诉。为了明确诽谤犯罪转公诉的范围,《注释》第3条对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长处”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和限定,规定了 7种具体的情况。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注释》的该条规定较为科学公道:


  (1)《注释》将转公诉的诽谤行为性质严格限定在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长处的范围之内,较为公道。具体而言,在《注释》第3条规定的7种情况中,除了第7项是兜底条款外,其他6项都具有明显的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长处的性质。其中,属于或基本属于危害社会秩序的有4项,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和“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属于危害国家长处的有2项,即“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长处的”和“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可见,这7种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的行为,已不是单纯侵犯他人个人长处的行为,它同时侵害社会长处、国家长处,符合将这类犯罪转为公诉的基本条件。


  (2)《解釋》對由自訴轉公訴的誹謗行爲嚴重性的限定公道。根據刑法規定,“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长处”是誹謗罪由告訴才處理轉爲公訴的條件,表明行爲的危害性已經超出了對個人法益侵害的範圍,但它並不是對誹謗罪從重處罰大概加重處理的法定情節。從立法本意上看,刑法第246條第2款之所以作這一規定,一方面是爲了與刑法第246條第1款關于誹謗行爲入罪“情節嚴重”標准相對應,即對于單純或主要危害社會秩序大概國家长处而不便由被害人告訴的行爲,也必須達到刑法第246條第1款“情節嚴重”的程度;另一方面才是考慮到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大概國家长处的誹謗行爲危害更嚴重,需要由自訴轉爲公訴。在此基礎上,加上誹謗罪作爲輕罪的性質,筆者認爲,對誹謗行爲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长处之“嚴重”程度的最低標准不宜作過于嚴格的限定。比較而言,《解釋》第3條的規定與誹謗行爲入罪的“情節嚴重”標准基本一致,其對誹謗行爲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长处的嚴重程度把握是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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